“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学的重要命题。朱熹对这一命题多有措意，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朱熹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到清代，朱熹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成为汉宋之争的焦点，彰显了儒学的分化和发展。由于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的“仁”“礼”“克己”牵涉面广，对此加以研究，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实现小切口大关怀，呈现朱熹学术体系的整体面貌，彰显朱熹学术的特征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与鲜活的生命力。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激烈争论，更是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高潮。相比之下，对宋、元、明、清儒者“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的文献较少。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也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有鉴于此，郭园兰博士围绕这一问题撰写了《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我认为，本书有几个方面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切口小而关怀大，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一方面，本书先从分的角度，深入挖掘了朱熹“克己”“复礼”“为仁”的深刻意涵，在此基础上，从合的角度，全面探究朱熹对三者关系的诠释，对克己与复礼、复礼与为仁、克己复礼与为仁，以及仁与爱、仁与理、仁与德、仁与本心、礼与理等关系的诠释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考察。另一方面，本书研究不仅关涉学术、内圣，而且关涉政治、外王。如，不仅在学术上探讨朱熹“克己”诠释思想的气禀之私、人我之私、耳目口鼻之欲等内涵，而且研究朱熹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劝导学者以此治心修身，进谏君王，正心窒欲，还以道学之争为例，深入分析了朱熹“克己”诠释思想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本书有着独到而切合实际的研究视角。
本书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切合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仁礼关系是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儒学发展和分化的晴雨表，是长期以来聚讼不已的焦点话题。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最能反映儒学仁礼关系的命题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建构理学，振兴儒学，这是他应对佛道挑战、回应社会“人心陷溺”的现实选择；而到了清代，朱熹理学遭到排斥和漠视，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甚至因此而成为汉宋之争的焦点之一。从这两个方面不难看出，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不仅涉及儒学与外部的抗争（儒学与佛道之辩），还涉及儒学内部本身的争议（清代汉宋之争）。因而，本书的研究视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很好地贯彻了理学体系建构这一视角。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命题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克己”“复礼”“为仁”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皆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朱熹以其理学体系统领“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过程中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刻揭示。如，对朱熹“克己”诠释的研究始终注重阐释朱熹为何以“身之私欲”而不以“身”训“己”、以“胜”而不以“治”训“克”，给“克己”诠释严严实实地披上理学化的外衣，并揭示了朱熹“克己”诠释如何贯彻其理气观、理欲观等。
此外，本书对历时性考察的重视值得称道。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具有动态性、阶段性特征。本书各章节皆注重梳理朱熹批判吸纳前人诠释思想、与儒学内部其他学派学者论辩往来、不断学习和思考的发展历程，注重突出朱熹经典诠释的动态发展与阶段性特征及其潜在的问题意识，并深刻揭示其中的矛盾性及其成因。如，朱熹将“（复）礼”分别诠释为天理、节文、天理之节文等内容，如果放在同一个时间段来看，这些诠释肯定是自相矛盾的，但就朱熹各个时段面临的问题来看，又显得合情合理，朱熹早年重在建构理学，中晚年注重现实践履，晚年兼顾理学建构与现实践履，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颇具学术价值。
作者郭园兰潜心研究，积近十年心力奉上这一高质量的朱熹研究专著，这是挖掘精华、弘扬传统的切实有力的实际行动。商务印书馆将该书纳入“朱子学文库”予以隆重出版，也是最好的明证。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30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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